《应帝王》开篇就讲啮缺、王倪、蒲衣子的故事,这三人加上许由曾被称作“四子”,都是帝尧的老 师,《天地篇》:“尧之师曰许由,许由之师曰啮缺,啮缺之师曰王倪,王倪之师曰被衣(即蒲衣子)。”《逍遥游》收到帝尧往见四子:“尧治天下之民,平海内 之政,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”司马彪、李颐旧注:“四子,王倪、啮缺、被衣、许由。”
先圣帝王 尧舜禹
《应帝王》强调“内圣外王”
宋 代新儒家(理学家)兴起,曾经整理出一个儒统,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,这和庄子所说帝尧、许由、啮缺、王倪、被衣的系统很像,都 是上半段政治家,下半段学者。也许政治家、思想家的称谓纯出于后人的界定,二者之间本不如此截然对立,如荀子早已有言,“大儒者天子、三公也,小儒者诸 侯、大夫、士也”(《荀子•儒效》)。
那么《应帝王》开篇所讲的三个贤人、隐士,其实仍然是讨论政治,这样说应当是有理由的。
后面又说肩吾、接舆、中始的故事,性质也是如此。然后又说无名人和浑沌,直接间接都是讨论“为天下”。老子、杨朱(阳子居)、列子是和庄子齐名的道家学者,篇中也都引出,各有一番言说,核心观点就是“内外”、“真余”。
王雱早已指出《应帝王》的篇旨:“内篇者,皆性与天道,圣人之事,而非浅见得以知之也。然终之于帝王篇者,以帝者圣之余而王者外而已矣,是以终之焉。”周金然亦曰:“内圣外王,化还无始也。不凿浑沌,自能游于无有。若藏仁要义,则浑沌死而天下脊脊多故矣。”可谓有见。
道、儒、法三家之中道家的政治理想最高
晚 周诸子百家,其中最重要的三家道、儒、法各自提出过自己的政治蓝图,其最高理想都是援引历史作为说明,但所依据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。道家最早,老子援引黄 帝,庄子援引“古十二君”;儒家其次,孔子法文武周公,孟子法先王尧舜,荀子法后王五伯(五霸);法家最晚,法“今王”、“新圣”,韩非子说:“上古竞于 道德,中世逐于智谋,当今争于气力”(《韩非子•五蠹》),今王、新圣不是没有历史观,而是历史与现实重合。所以道、儒、法三家的历史观是呈阶梯状排列 的,所引据的历史越早,其理想境界也越高。三家之中道家的政治理想是最高的,所以司马谈说它可以“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”(《论六家要指》)。
《庄 子•胠箧》中说:“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?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牺氏、神农氏,当是时 也,民结绳而用之,甘其食,美其服,乐其俗,安其居,邻国相望,鸡狗之音相闻,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,则至治已。”
这 里所引据的“至治十二君”,年代还在老子所效法的黄帝前面。《庄子》一书向以“寓言”著名,所述古史,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是无稽之谈。如胡适曾经提出, “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,从《诗三百篇》做起”(胡适《自述古史观书》),故学者论述古史,十二君、黄帝多不作信史看待,甚至虞舜一代,古人所认为的真正 的“黄金时代”,也不作信史看待。但是在2002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新出土战国楚竹书《容成氏》篇,记载了自容成氏以下历代上古君王的名号,从考古学和 文献学上印证了庄子的记述。《庄子》一书不是专讲历史的,但却同样是追求真理和真实的,楚竹书《容成氏》的出土至少提示我们,《庄子》书中的记载别有来 历,绝非出于臆造。
真相:老庄思想涵括着政治主张
和 对诸子历史观的误解相似,今人还有一重误解,就是认为老庄比较,庄子是出世的,没有政治主张。甚者认为“内圣外王”不是庄子本人的思想,而称之为“庄子后 学”的“羼入”。更进一步,今人又提出老子也没有政治思想,认为老子的主体是纯哲学的本体论,如果讨论政治主张,则认为是晚出学者所为,称之为“黄老”。
其 实讲纯哲学的是老子、庄子,讲“内圣外王”和“黄老”的也是老子、庄子。今人用“纯哲学本体论”一条标准衡量,老子、庄子的思想就被抬得很高,而战国晚期 和两汉的思想则被压得很低。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,就是截断了老庄的源头。老庄的源头是黄帝,黄帝否定之后,老庄被视为源头,所以有一个极高的以纯哲学为 开端的假象。如果恢复黄帝等上古三代的文化,那就很容易看到古代学术从其真正的源头开始,就是富于政治性的,那么到了老庄这里,仍然涵括政治,就毫不奇怪 了。
司马谈说过,诸子百家“皆务为治者”。古代的学术和学者,无不以政治为核心,无不期望通过政治而改进社会完善人群,这是一个常道。
当然,一般来说,帝王是以血缘作为参政的资格,以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。而学者则是以学术作为参政的资格,以社会人群的公共利益作为核心目标,仅此不同而已。真正一流的学术必定会上达政治,换言之,没有上达政治的学者,总不是一流学者。
庄子应当就是这样,他谈论政治,不是以权力论政治,所以看起来不像政治家。他是以道术涵括政治,以道术引导政治。道术是内质,政治是外形;道术是本真,政治是余绪。总之,“帝王”、“至治”在庄子思想中,确实占据着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。